【史鉴】甲午殇思：甲午战实为“文化力”之败

在甲午战争中，相对于中国的一盘散沙，日本表现出“举国一战”的决心。1894年9月，明治天皇将日军大本营迁至距离中国较近的广岛。图为当时的广岛日军大本营。（资料图片）

甲午战实为“文化力”之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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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皮明勇

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杨杰在《国防新论》中写道：“一个国家的强弱，是根据全国人力、物力、文化力的总和来决定。”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武力之战，也是两国的“文化力”之战。武力之战让我们看到的是舰船、大炮和热血，“文化力”之战则让我们感受到思想、观念和灵魂的力量。将武力之战与“文化力”之战结合起来，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画面、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

“文化力”不足，散而不聚焉能不败

“文化力”建立在文化之上。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习惯和信念，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特别是决定一个社会如何应对外来的新挑战新威胁。

在战争中，“文化力”首先构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要素，它与“武力”相对应，以“军事软实力”的形式直接参与战略博弈。与此同时，“文化力”又以思维、观念作黏合剂和催化剂，广泛渗透进武力要素之中，影响武力的生成和武力能量的释放，间接参与战场比拼，常常是“润物细无声”。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隔海对峙，中日两军海陆厮杀，一胜一败、完胜完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综合的。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双方“文化力”的差异，只不过由于文化是一种软因素，不像武力那样物质化，它有其独特的作用机理和方式，容易让人视而不见。

我们观察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朝廷，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和，主战与主和态度分歧。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各执一词。清廷关于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总体上杂乱无章法，没有魄力更没有战略智慧。在战场上，湘军、淮军、绿营、练军、海军各成派系，“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力量体系。即使是海军内部，也是南北各分畛域。

丰岛海战后，有人建议清政府调南洋舰队北上参战，黄海海战后李鸿章等人再次提议，但终不见行。至于普通民众，更是一盘散沙，对战争漠然视之。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到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官员和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过刚刚打过的战争，他们还完全沉醉于自己的天地里。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莱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李鸿章自己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如此散而不聚，战争焉能不败！

而清朝上下为什么会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政治体制统驭力不强，军事指挥体制效能太差，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朝社会严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结，整个社会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思想发动，没有精神激励，没有观念引领，官绅军民是一个没有共同灵魂和思想的集合体，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无论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从更深层次看都有思想文化上的问题。就是说，清朝所缺失的是“文化力”对战争的可靠支撑。杨杰将军一语中的：“甲午战争，不是中国的军队战败，而是思想战败。”

国民意识比拼，心中没有国家与有国家

国民意识是国家“文化力”的第一支撑要素。国民意识就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真挚的爱国情怀、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一句话，就是心里有国家。国民意识建立在国民自由平等地位的确立上，建立在国民独立健全人格的塑造上。国民意识一旦形成，特别是当战争威胁来临之际一旦被激发出来，将产生巨大的精神能量，起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化育官兵、激励官兵、震慑敌人、瓦解敌人的实质性作用。拿破仑有一句名言：“精神胜于武力。”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近代国民意识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家们就开始提出“国民”问题，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

1879年，植木枝盛在所著《民权自由论》中说：“日本的农民们，日本的商人们，日本的工匠们，其他士族们，医生、船夫、脚夫、猎手、卖糖小贩们，乳母们，新平民(未解放部落民)们，大家联合起来！”当日本决定发动对朝对华战争后，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与议会之间，迅速消除了政治上的对立，在战争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在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导下，许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纷纷捐筹巨款。日本多数民众也在“伸张国权”思想鼓动下，被导向支持战争、参与战争，实现了“国民舆论的一致”。

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统计，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像师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本身派出的军人记者。“战争开始后不久，漫画也罢，歌曲也罢，都反映出对中国人的憎恶。”通过煽动对中国、中国人的敌意和仇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且走向极端，完成了它的战争动员，固结了它的战争意志，增强了它的战争支撑力。可以说，正是国民意识的形成，使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做到了举“国内全体之力”、“日本全国之力”、“整个国家之力”、“统一和睦之力”。

与日本的情况相反，甲午战争前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洋务运动时期的改良思想家，有的提出要实行政治改革，努力使“民志和、民气强”，但整个思想界对国民问题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官绅军民的国民意识还没有萌生，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提出，近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兴起，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状态，“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

当近代列强并起，中国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列强的侵略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一个严重短板。战前日军间谍在多次现地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国“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国，困于财政，弱于军备，其弊可谓已极矣”。

正是国民意识的薄弱，使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对战争漠然视之，使这场战争变成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在一篇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战争观念比拼，和平主义不敌尚武主义

战争观是构成战争“文化力”的重要因素。如何理解和平，如何看待战争，对军事暴力从根本上抱持什么态度？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有不同的战争观，并进而深刻地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军事活动和战争行为模式。中日虽然同属东亚国家，但由于各自的生存条件和历史积淀不同，到近代两国兵戎相见时，双方的战争观差异甚是悬殊，并使清国清军在这方面的“文化力”比拼中同样落得下风。

中国传统的战争观形成很早，带有明显的和平主义特征，强调以道德立国而不以兵立国，以仁义化育天下而不以武力强制天下，对战争暴力持一种谨慎乃至厌恶的态度。中国人的和平主义给历史上那些曾经深入过中国社会或对中国封建社会有过较深入研究的西方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可波罗将南宋度宗皇帝描绘成“和平和正义之友”，说他“既不重视军事，又不鼓励百姓从事训练”。可以说，和平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建立在对人类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代表着人类理性的较高发展水平。

然而必须看到，传统的和平主义存在明显功能缺失。由于它在价值观念上对战争暴力持一种否定或倾向于否定的态度，这就使得国家和社会很容易缺乏尚武精神。出于和平主义观念对武力的排斥，中国古人发明了一种“不得已而用兵”、“用兵如吃药”的理论。明太祖朱元璋说：“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认为军队和战争就好比毒药，只有当国家和社会有病之时才迫不得已用它来以毒攻毒，一旦病好之后便不再需要它，甚至连“药罐子”都要扔掉。这种观念显然会影响人们对战争准备的积极性，影响人们设计战争、参与战争的主动性。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清朝上下在战争筹划和实施上都表现出严重的消极倾向，总是在被动应付，在军事改革问题上也是典型的“刺激反应”、“好了伤疤忘了疼”，无疑是与“吃药军事文化”分不开的。

日本军事文化深受其武士道影响，在近代受西方列强的刺激，迅速地演变成军国主义，形成一种比较极端的尚武主义战争观。这种战争观相对于中国的和平主义战争观，一方面要血腥得多，另一方面也强劲得多。甲午战争使中日两种不同战争观在近代第一次正面碰撞，中国的战争文化面对日本武士道式的横蛮，它的无助无力充分显现出来，无论是战场的官兵还是后方的民众都没有从自己的战争文化中找到精神动力。而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却被它的战争文化鼓动得众情激愤。为了进行战争鼓动，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一文，称这场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他将此役定性为“文野之战”，认为文明淘汰野蛮实属必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符合“大义”，都是“义战”。这就使日本人在推崇武力、极端使用暴力手段方面找到所谓时代理念依据和心理解脱，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无所顾忌。

值得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基于不同战争观，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一个消极、一个积极，后果十分严重。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让一个美好的价值取向同时成为有用有力的东西？如何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始终充满激情，在保持自我的同时积极开放接纳世界？历史留给我们严肃的考题。

海洋观念比拼，消极“海防”难敌积极“海权”

在决定一个国家“文化力”的因素中，海洋观念同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日分别作为大陆濒海国家和海岛国家，对海洋的认知和情感明显不同，处理涉海事务的态度和原则也大相径庭，核心是海权意识强弱悬殊。这种认知和情感、态度和原则，直接作用于两国的海军建设，也深刻影响到两国对甲午战争的战略指导。

以全球的眼光看，陆地和海洋是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是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客观条件。从地理条件上讲，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兼备国家，西南高山屏障，北面大漠阻隔，东南濒临大海，中间平原辽阔。这样的地理条件导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高度发达。中国古人利用大陆资源就能够生活得比较好，缺乏向海外进行贸易、争取域外资源的动力。中国这样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在很长时间里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历代中原王朝修筑长城，都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上。

从中国历史的整个发展脉络可以看得出，中原王朝对外的主要战略方向在北边，基本任务是防范游牧民族的南侵。以“长时段”进行观察，中国历史的重心经历过前后两个大的变化。唐朝以前，是“东西轴心”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戏，总体上都是在黄河一线展开。从先秦一直到唐朝，基本的对抗是东部与西部势力顺着黄河的对抗，最后谁能够控制关中，谁就能够得到天下。进入宋朝，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的历史重心发生了重大的转移，进入“南北轴心”时代。这个新的轴心就是京杭大运河，各种力量顺着它南北对抗。一直到清朝前期，这种格局和特性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战争都是在南边与北边力量之间展开。合起来看，无论是“东西轴心”时代还是“南北轴心”时代，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重心都在内陆，都没有转移到海边，更没有拓展到海上。

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与此相适应的农耕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决定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是面向大陆背向海洋。历朝统治者对海洋茫然无知，普通民众对海洋漠然以对，整个民族严重缺乏海洋意识。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在受到西方列强侵逼的情况下，仍然海权观念淡薄，把海权问题矮化成“海防”问题，使海洋的通达性、海军的机动性优势完全没有发挥出来。黑格尔曾站在欧洲远远地观察中国，得出这样结论：“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就日本的情况而言，虽然它紧邻中国、远离欧美，在近代以前主要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岛国的基本属性使它在近代接触西方文明以后，越来越愿意将日本定位为海洋国家，特别是迅速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就宣示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到甲午战争前夕，在日本海军部和内阁，对海权问题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提出重视海权的主张得到认同。山本权兵卫说：“大凡偏处海国，或领有海疆之邦……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从日军所拟制甲午战争作战计划看，它完全是围绕攻击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进行的，以海权的得失决定其他作战行动。从两军作战的实际情况看，确实是海战决定胜负，海权就是主动权。

科技意识比拼，守成与创新的巨大差距

“文化力”比拼，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科技意识比拼。科学技术能够物化为武器装备，科技意识则直接关乎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一个国家科技意识的强弱，最终会通过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将自己的影响投射到战场上。在这方面，甲午战争提供给我们的仍然是深刻教训。

中华文化重道轻器，在总体上是缺乏科技意识的。最主要的表现，一是把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在心理上排斥、制度上限制；二是对西方的科技发展缺乏敏感性，没有危机感，漠视之冷待之。举三个典型事例。

第一件事发生在1793年。当时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访华，代表大英帝国向清廷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天体仪、地球仪、铜炮、开花炮弹、自来火枪、能载110门火炮的“君王”号军舰模型、望远镜、热气球等。马戛尔尼以为这些物品足可以打动中国君臣们的心，出乎其意料的是，清朝君臣们却反应极为冷淡。清朝名将福康安在受邀参观英国使团卫队的新式火器操演时，“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对英国人送的火炮和炮弹，清朝君臣们也不屑一顾，一直将它们摆放在圆明园而未曾使用过，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时仍完好无损，英军又将它们重新运回伦敦。要知道，英国军队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所使用的大炮、步枪、望远镜和主力战舰，与马戛尔尼访华时给中国人展示过的物品是基本相同的。

第二个事例，是关于清军火炮技术失传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开花炮弹的国家(15世纪后半期)。然而，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和造炮专家黄冕竟然都闹了不知道开花弹技术的大笑话。当林则徐好不容易了解到英军的开花弹技术时，便急忙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和仿制。一项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发明，却在时隔三个世纪后由中国人第二次从西方引进，而当事者竟为之欣喜不已。又过了二三十年之后，左宗棠督兵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明朝所遗开花炮弹的实物，不禁恍然大悟，发出这样的感叹：西洋“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第三个事例，讲的是清初火器专家戴梓的故事。戴梓发明了一种连珠铳，也可以叫连珠炮，据记载铳背装有弹匣，可贮存28发火药铅丸。有人称之为早期的机关枪，不免有些夸张，但这种武器在当时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可悲可叹的是，当他将连珠铳造出来后，却不敢献给政府，更不敢让清军使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有人斥责他：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武器杀伤力太大，传出去你的子孙一个都留不下。其结果，这个连珠铳就真的没有流传下来。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化压抑技术发展的例子。

知道了这些事例，我们就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年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技术和装备上便都止步不前，不几年就被日本海军赶超，形成舰速、炮速和炮弹威力都不如日军的严重局面。

反思甲午战争，到底是什么在触动我们的神经，什么能够增强我们的战略理性？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文化力”的较量是更深层次的较量。文化的自觉是根本性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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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人总是快乐，感恩的人总是知足；俗语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感动并能享受这一感动的思想境界。

感恩父母，感恩家人，感恩朋友，感恩生活……包括感恩逆境和敌人。

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是生活中的大智慧。

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种种失败、无奈都需要我们勇敢地面对、旷达地处理。

当挫折、失败来临时，是一味地埋怨生活，从此变得消沉、萎靡不振，还是对生活满怀感恩，跌倒了再爬起来?

英国作家萨克雷说：“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笑，它也笑；你哭，它也哭。”

如果我们时时能用感恩的心来看这个世间，则会觉得这个世间很可爱、很富有!树上小鸟的轻唱。

太阳无私的光明与热能，路旁花朵的芬芳，都会令你感到心旷神怡。

“我的手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我有爱我和我爱着的亲人与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谁能想到这段豁达而美妙的文字，竟出自一位在轮椅上生活了三十余年的高位瘫痪的残疾人——世界科学巨匠霍金。

命运之神对霍金，在常人看来是苛刻得不能再苛刻了。

可他仍感到自己很富有：一根能活动的手指，一个能思维的大脑……这些都让他感到满足，并对生活充满了感恩之心。因而，他的人生是充实而快乐的。

对生活、对世界、对身边熟悉和陌生的人、对我们的朋友和对手，真的要感谢他们给了我们这样一份精彩的生活。

真诚地感恩逆境，它是一次人生的淬火，让我们得到锤炼；它是一个课堂，让我们学会了刻苦、忍耐、淡泊和宽容；

它是一块“试金石”，使我们体味真正的友谊，真正的朋友，体味一个冷暖人生；它是一笔财富，经历了它，会让我们精神富有，终生享用。

逆境砺炼心志，教会我们体味真诚，体味人生，让我们心存感恩，在人生的道路上风雨兼程。

其实，幸福的感觉不是由处境和外在的条件决定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感恩的心。想想我们得到过的爱，哪怕它并不多；

想想亲人、朋友，甚至是不相干的人为我们做过的事，哪怕它只是举手之劳；想想早晨扑面而来的清新的空气，想想拂过我们额前发丝的调皮的风儿……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感谢生活？让我们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吧，有了它，你会平和面对动荡不安，积极应付挫折困难，于寒冬里感受到暖意，在风雨中体会到幸福。

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即使家财万贯，他仍是个贫穷的人；懂得感恩并知恩报恩，才是天下最富有和最快乐的人。请您转发分享，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一段时间以来，好几艘船在海上遇见一种“庞然大物”，一个长长的梭状物体，时而磷光闪烁，体积不知比鲸鱼大多少，行动速度也大大超过鲸鱼。

不同船上的航海日志关于目击这个庞然大物的记载，比如这个物体或生物的结构、闻所未闻的速度、令人惊讶的行动能量、看似天生的特殊活力，还是相当吻合的。如果说这是一条鲸鱼，那么它的体积大大超过了当时海洋动物学记录在案的动物。居维叶＊、拉塞佩德＊、杜美利勒先生和德·卡特法热＊先生都不会接受存在如此巨大的海洋动物的观点，除非他们见过，或者说，除非他们以学者眼光亲眼目睹过。

＊居维叶（1769—1832）：法国自然学家。

＊拉塞佩德（1756—1825）：法国作家、博物学家。

＊德·卡特法热（1810—1892）：法国博物学家、人类学家。

如果撇开这头海怪只有200英尺长的保守估计和把它说成一海里宽、三海里长的夸张判断，把多次观察到的结果进行折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头与众不同的动物真的存在，那么它的体积确实远远超过鱼类学家们迄今认可的各种鱼类。

然而，这头海怪确实存在，事实本身已经毋庸否认。鉴于人类迷恋神话的天性，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种神奇现象而激动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把此事斥为无稽之谈，这也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日，加尔各答—布纳齐汽轮航运公司的希金森总督号汽轮在距离澳大利亚东海岸五海里的地方遇见这个会游动的庞然大物。起初，贝克船长以为碰到了一座无名巨礁。他正准备测定其准确的位置时，只见这个海怪身上射出两根水柱，呼啸直上，足有150英尺高。所以说，除非这座礁石上有一口间歇性热喷泉，否则，希金森总督号汽轮真是遇上了迄今无人知晓的海洋哺乳动物，混杂着空气和水汽的水柱是从它的鼻孔里喷射出来的。

同年七月二十三日，西印度—太平洋汽轮航运公司所属的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号汽轮，在太平洋洋面上观察到了同样的事实。如此说来，这条不同凡响的鲸鱼能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从一个地方游弋到另一个地方，因为希金森总督号汽轮和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号汽轮仅仅在间隔三天的时间里，分别在相距700海里的两个方位见到了它。

两个星期以后，在距离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号汽轮遇见它2000海里的地方，国营航运公司赫尔维西亚号船和皇家邮船公司香农号邮船在位于美国和欧洲的大西洋洋面上相向近舷航行时，在格林威治子午线以西北纬42度15分、西经60度35分的位置同时发现了这头海怪。从两条船此次同时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人们相信能够估计这头哺乳动物的长度至少在350英尺以上，因为香农号邮船和赫尔维西亚号船虽然艏艉长100米，但仍没有超过这头海怪的长度。此前，最大的鲸鱼，出没于阿留申群岛勒库拉玛克岛和吕穆居立克岛附近海域的鲸鱼也从没超过56米——甚至还没有达到这个长度。

有关的报告接踵而至：贝雷尔号大西洋邮船再次观察到这头海怪；伊泽曼舰队的埃特纳号舰与它擦肩而过；法国诺曼底号驱逐舰全体军官做了有关笔录；菲茨—詹姆斯分遣舰队司令的全体参谋在克莱德勋爵号舰上进行了非常可靠的测定。这一切在当时着实使舆论哗然，为之轰动。在民性轻浮的国家里，人们把它当做笑料。而英国、美国和德国等严谨、务实的国家则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这头海怪在各大中心城市成了时髦的话题，人们在咖啡馆里为它赞叹不已，在报纸上对它进行冷嘲热讽，甚至把它搬上了舞台。各家报纸正好不失时机地炮制奇闻轶事。那些小报不断报道各种虚构的巨型动物，从北冰洋的白鲸——可怕的“莫比·狄克”到北海巨妖“克拉肯”（它可以用触角缠绕500吨重的大船，然后将它拽入海底深渊）。有人甚至引经据典，搬出了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的观点（他俩都承认这些巨型海怪的存在）、彭托皮丹主教的挪威童话、保罗·赫格德的游记，以及哈林顿先生那些可信度不容置疑的航海报告。一八五七年，哈林顿在加斯迪兰号船上曾经见到过一条大蛇。迄今为止，这种大蛇只在立宪号船经过的海域出现过。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2—公元前322）：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

＊普林尼（23—79）：罗马博物学家。

于是，轻信者和怀疑论者在学术团体内部和科学报刊上展开了没完没了的争论。“海怪问题”导致他们情绪激动。自诩忠于科学的新闻记者和那些自称相信神灵的同行发起了笔战，在这场值得纪念的论战中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笔墨，而且有人还为此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因为海蛇引发的论战最终转化为对锋芒毕露者的人身攻击。

这场论战整整持续了六个月，论战的双方争执不休，互不相让。各家小报不遗余力地对巴西地理学院、柏林皇家科学院、大不列颠学术联合会、华盛顿史密森协会发表的论文，《印度群岛报》、摩亚诺神父主办的《宇宙》杂志、皮特曼主办的《消息报》上组织的讨论，以及法国和国外各大报纸科学专栏上刊登的文章进行大肆反驳。这些才华横溢的小报撰稿人滑稽地援引海怪怀疑论者们曾经引用过的林奈＊的一句话“大自然不会造就不合理的东西”，并且要求他们的同时代人不要违逆大自然的意志，贸然相信什么“克拉肯”、大海蛇和白鲸莫比·狄克的存在，以及头脑发热的海员们的其他胡言乱语。最后，一家令人生畏的讽刺报纸的最受读者欢迎的一名编辑，草草撰写了一篇概述性文章，像希波吕忒＊那样给这头海怪以致命的一击，在世人的谈笑声中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最终，还是机智战胜了科学。

＊林奈（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

＊希波吕忒：亚马孙族的女皇，一说被赫拉克勒斯在夺其腰带时所杀，一说被赫拉克勒斯虏去后赠与忒修斯为妻。

在一八六七年的头几个月里，海怪问题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看来不会再被旧事重提。然而，就在这个当口，公众又了解到一些新的事实真相。不过，这不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必须回避的严重而又现实的危险。问题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性质：海怪变成了小岛、露出海面的岩礁、巨礁，而且是一块难以捉摸、变幻莫测、漂泊不定的巨礁。

一八六七年三月五日，蒙特利尔海洋运输公司的摩拉维安号轮夜间行驶到北纬27度30分、西经72度15分的海面时，右舷后半截撞到了一座这一海域任何航海图上都没有标明的礁石。当时，摩拉维安号轮凭借风力和自身400匹马力的功率，以每小时13节的速度航行。如果不是摩拉维安号轮船体坚固，那么触礁以后一定会开裂，连同它从加拿大载来的237名乘客一起葬身大海。

这起事故发生在早晨五点拂晓时分。出事以后，值班官员们赶紧跑到船尾，极其认真、仔细地观察洋面，除了距离船艉三链＊的地方激起一个巨大浪花——犹如这里的海面刚受到猛烈的撞击——以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摩拉维安号轮没有遭受明显的损坏，准确地记录下出事地点以后，又继续它的航程。它是触上了暗礁，还是撞上了沉船的残骸？当时无从知晓，直到上坞检查船底时，才发现摩拉维安号轮的龙骨已经部分破损。

＊旧时的距离单位，一链约合二百米。

这起就其本身而言极其严重的事件，倘若不是三个星期之后，在相同的条件下重复发生，那么也许会像许许多多类似事件一样被人们遗忘。新发生的碰撞事故也仅仅因为受损船只的国籍及其所属公司的声望才引起极大轰动。

无人不知英国船东库纳德的赫赫大名。一八四〇年，这位精明的英国实业家用三条400马力、1162吨位的轮动木船，创立了经营从利物浦到哈利法克斯班轮的邮船公司。八年以后，这家公司的装备扩充到四条650马力、1820吨位的轮船，过了两年又增加了两条马力和吨位更大的轮船。一八五三年，库纳德公司刚获得继续经营快寄邮件运送特许权以后，相继添置了阿拉伯号、波斯号、支那号、斯戈蒂亚号、爪哇号、俄罗斯号等一流航速的邮船。这些邮船是继“大东方”号轮之后吨位最大的海轮。到了一八六七年，这家公司已经拥有一支由12条船组成的船队，其中有八条轮动式邮船，四条螺旋桨邮船。

笔者之所以做这么一番简单的交待，是想让读者了解这家因善于经营而闻名的海运公司的规模。没有一家跨洋海运企业在经营上比它更加灵活，取得比它更大的业绩。二十六年来，库纳德公司的邮船已经横渡大西洋2000次，从来没有航行失败的记录，没有一次延误，没有遗失过一封信件，更没有人员或船只损失。因此，虽然法国与它展开了有力的竞争，但旅客们仍然喜欢搭乘库纳德公司的船。最近几年的官方统计资料也是这样反映的。因此，库纳德公司最豪华的一艘邮船出事，会引起如此轰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八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海上晴空万里，微风正适合航行。1000匹马力的斯戈蒂亚号邮船正以13.43节的时速航行在北纬45度37分、西经15度12分的洋面上。邮船的水轮完全正常地拍打着海水。这时，邮船吃水6.7米，排水量是6624立方。

下午四点十七分，乘客们正聚集在大厅里一起用午餐，斯戈蒂亚号邮船左舷水轮稍后的船体被轻轻地碰了一下。

不是斯戈蒂亚号撞上了什么，而是它被一种钻孔的利器——而不是钝器——戳了一下。这次碰撞感觉很轻。要不是理仓员爬到甲板上呼喊：“船要沉没啦！船要沉没啦！”恐怕船上没有人会为这起碰撞感到不安。

起初，乘客们惊恐万分，不过安德森船长很快就稳住了大家。事实上，沉船的危险还没到迫在眉睫的地步。再说，斯戈蒂亚号的七个船舱是用不透水的密封壁隔开的，个把窟窿进水应该能够顶住，不至于导致严重的后果。

安德森船长赶紧下到漏水的底舱，发现海水已经进入第五个船舱，从进水的速度判断，漏水的窟窿一定很大。万幸的是，这个舱里没有蒸汽锅炉，不然的话，炉火早就被海水淹灭了。

安德森船长下令立即停船，并且命一名水手潜水查明船体受损的情况。不一会儿工夫，就查清船体吃水线以下被撞了一个直径两米的大窟窿。这么大的窟窿是无法堵住的了。于是，斯戈蒂亚号邮船不得不在水轮处于半淹的状态下继续航行。这时，斯戈蒂亚号邮船距离克利尔海岬还有300海里，延误了三天才缓缓驶进公司的船坞。利物浦全城居民都为这次延误忧虑万分。

斯戈蒂亚号邮船上坞以后，工程师们对它进行了检查。他们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船体吃水线以下两米半的地方有一个光边的等腰三角形缺口，钢板上的裂痕整齐划一，恐怕用钻孔钳也不能打得这样精确无误。钻这个窟窿的钻孔工具肯定不是普通的淬火技术能够制作的。因为它在以神奇的力量向前冲击，穿透四厘米厚的钢板之后，还能做出一个无法解释的倒退动作使自己脱身。

这就是最近发生的事件，重新又把舆论轰动起来。从此以后，凡是原因不明的海难事件统统都归咎于这个海怪。这只虚构的动物负起了所有海上失事的责任。遗憾的是，沉船事件接连发生，次数频繁。在维利塔斯局＊每年跟踪记录消失的3000艘船舶中，因下落不明而判定失踪的汽轮或帆船不下200艘！

＊维利塔斯局：法国技术监督机构。

然而，这个“海怪”不管是否存在，因为船舶失踪而充当了替罪羊。由于它的存在，各大洲之间的交往变得日益危险。人们明确表态，坚决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条巨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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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作者：[法]儒勒·凡尔纳

京东

《海底两万里》叙述了在海上发现一只大怪物后，阿龙纳斯接受调查的邀请并参加了捕捉行动。但捕捉过程中他却与仆人落入海中，意外地落到了怪物的脊背上，他终于发现了这只惊动世人的大怪物的真相，原来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艇。潜水艇的主人就是尼摩船长。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作海底旅行。他们从太平洋海底出发，途经珊瑚岛、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进入大西洋，之后到挪威海岸时，阿龙纳斯不辞而别，上岸后，他把所有知道的海底秘密公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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